杜忠全的老槟城

杜忠全自谦他得到文学奖并不在于他的文字功夫，而是“地志书写”的主题方向合了卯眼；我却认为他的得奖不在于写的是地方志，而在于他把地方志写得好。

读了杜忠全有关槟城地方志的前两部书《老槟城，老生活》与《老槟城路志铭》，我就有以上的想法。现在读《我的老槟城》，更证实我的想法没有错。在前二本书中，杜忠全请了几位同乡为他写序，包括傅承得、林春美、何乃健、陈蝶与陈耀威。他们都是“老槟城”了，聊起“我城”的生活记忆和地方掌故，都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充满亲切的感情。这些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城镇的细致描述，已成为马华文学中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而杜忠全以一位年轻的学人，坚持不懈地以 “地方志”作为他全力以赴的书写内容，且在一两年内就交出如此亮丽的成绩，的确值得赞赏。

今年11月1日，我和孙福盛文友应邀到槟城韩江学院担任“马华环保文学讲座”的主讲人。韩院南京大学硕士班校友会主席邱文发兄在讲座会结束后，特地带我们去参观槟威海边的姓氏桥。一道道长长的板桥一直伸到海水中，每道桥都有不同的姓氏。桥端有许多相连的高脚木屋，住着不同姓氏的人家，各成聚落。文发兄告诉我们，早期这里是渔民与贫苦人家的村落。他们经常受到海盗、流氓，甚至警察的欺压，不得已只好寻求私会党的保护，久了就形成帮派，时常发生械斗；还有混迹于黑白两道的“无间道”也以各种手段讹诈村民。文发兄童年时就住在其中一间简陋的木屋里，十几家房客挤在一起，在厨房做饭时各起炉灶，杂七杂八，磕磕碰碰的，但都能相安无事，彼此还能守望相助。

记得柏阳曾说过，华人的通病就是“脏、乱、吵”，这句话未免说得太轻率，完全没有顾及那些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升斗小民。他们的脏、乱、吵大多是出于无奈，那叫“人间烟火”。我猜想许多“老槟城”都有经历过像文发兄那样的旧日子，而槟城人并不会嫌弃自己的过去。

槟城是一个以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城市，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早期华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痕迹。例如杜忠全写他到过港仔横街，在路边吃惠安小菜时，就联想到早期的惠安籍移民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

惠安男人多数干建筑与航海，惠安女人们就戴起了形制特别的斗笠，穿着粗布衣裳，到建筑工地去做“小工”——搅拌混凝土、担挑建材、打碎石等等。这就是“惠安女”了。老乔治市里的许多老门墙，那些斑斑驳驳的横梁叠砖里头，就掺揉着不少惠安女的血水汗汁和粗重的叹息呢！
〈过港仔横街，惠安小菜〉

是的，老槟城写起“我城”时，笔下总带着一股蘸满酸涩感情的集体记忆，就像那一道道长长的通到海水里的姓氏桥，每一块凹凸不平的桥板，都沾着当年先辈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踏过的脚印。杜忠全在台北观赏云门舞集的〈渡海〉舞蹈表演时，就想起当年飘洋过海的外祖父怒海求生的一个惊险场景：

“对啊，当时的确是差一点就要淹死在海里的咯！”母亲说：“你外公当年乘船南来，船行到大海中央时，煤炉竟烧破了船底，海水都涌涌注进船里来，差一点就要沉船的了！”摇着蒲扇，母亲娓娓的追述着当年从外祖父那里听来的海上惊变。……每每听到了这一段海上惊魂，自己的眼睛总会浮现着一幅满船的南来客慌乱一团，并且在手足无措当中，唯有颤抖着并合双掌，伏身在摇摇摆摆的船板上，然后在前后望不着边际的海面上，向着不可知的神明，他们拼足了最后的虔诚，一心祈求着神力搭救的画面。
〈渡海以后……〉

看了这个画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观音亭和妈祖庙会成为早期槟城人的心理庇护所了。

老槟城的集体记忆，除了缭绕着善信香火的庙宇之外，当然少不了他们的文化传统。或许1819年创办的五福书院的琅琅书声已在时空中杳远了，但杜忠全还是为我们介绍了当年社尾万山另一边的书店街（沓田仔）盛况，还带我们去嗅嗅他童年时最怀念的小镇药酒商行兼卖书籍的那股“无以名状的书卷味”。

传统节日也是令老槟城念念不忘的文化符码，杜忠全在穿街走巷、跨越时空之际又岂能把它遗漏？在本书的后半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在槟城这个岛城轮着热闹起来。最具特色的恐怕是重阳登高的节日民俗活动了：

挥汗踏上了石级山道，穿过重重的树林子，路过山居人家的篱笆庭院跟前，再翻过几座山头之后，也就可以眺望到那土黄色的深山道观了。那叫深山绿林给推高起来的一座古道观，它即如同旧传统那般地朝拜北斗，也供奉着传闻中的九皇爷。道教的拜斗与民间的王爷信仰，那里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又为什么登高朝庙的人们都非得茹素不可？九月登高的涌涌人群，大多都已说不清的了……我爱岛上的重阳，更爱重阳的登高。重阳时节，槟城岛上总见四处的素食摊子和外出打食的人群，大小街巷一时间连成了一片桔黄色的旗海。
〈写给重阳，写给岛〉

你看，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是如何在这岛城的艳阳下展露无遗啊！

然而槟城毕竟是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你不妨跟着杜忠全这位老槟城的脚步，去逛逛有“唐人街”别名的大街，看看观音亭与隔街的印度庙如何和睦共处；再走进印度音乐震天价响的“小印度”，瞻仰曼托罗石雕与印度人的北斗信仰。然后踱到教堂路，看看乔治市开埠初期所建立的天主教堂，听听不同羽色的鸽群在屋檐上嘀嘀咕咕地交头接耳。也许你拜访义兴居时，会听闻十九世纪统理鸦片买卖事务的头子与反鸦片的领袖同在一条街进出的趣事。异质文化的兼容并蓄，在槟城是自然不过的事。

就连槟城的市井传奇人物也强烈地透着异质文化相融的味道。杜忠全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上个世纪槟城家喻户晓的民间艺人陈同同。他是一个被华人家庭领养的印度人，在街上弹着月琴说唱唐山的故事，并以杂碎调占签解卜，谋求生计。杜忠全写道：

在已经一去不回返的时代里，有着那么一个人，有着那么一面月琴。抱着月琴，他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里，也走进了收音机和播音箱里头，在家家户户的大门里外，他弹响了一面长颈的说唱月琴，让人们在午后那百般无聊的空暇时间里，得以找到些简单的娱乐，唔，就听一段月琴杂碎调或长篇说唱吧。

陈同同，那是北马闽南社会共同的一种声音记忆。如果你没有，对不起，你就不属于北马，不属于那个时代的。

喔，那是老槟城的时代了……
〈追寻一段月琴传奇〉

是的，这本书所写的都是属于老槟城时代的佚事了，但它却灌注着至少两三代人的浓烈感情，也就是槟城人的集体记忆，甜美的，和辛酸的。没有了这些集体记忆，我不知道一个族群该如何找出自己的根，如何在复杂的“路志铭”中找到一个通向未来的方向。

槟城已于2008年申遗成功，它所凭借的条件，不就是集体记忆的坐标吗？最近报章言论版出现了乔治市的中文街牌该用繁体字还是简体字，以及该用“规范化华语”还是“本土化口语”的争论。我看到杜忠全为此而写的一两篇文章，有理有据；对于如何看待这个蜕变中的“我城”，杜忠全真的很用心去了解它和爱它。他的三部“地方志”体裁的散文集陆续出版，便是送给“我城”的最贴心礼物。

2009年11月20日


（刊登于2010年5月9日《星座》文艺副刊）